86年「史葛報告」提倡權力下放，收回醫院服務成本，但忽略基層醫療重要性。99年「哈佛報告」指出香港醫療制度以醫院為中心，忽視基層護理和社區醫療，造成重治療、輕防治，加上公私營醫療、衛生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當局必須重新定位，以預防為主，加強「醫」與「藥」的聯繫，與重病醫院服務接軌，打破普通診所和醫院的隔膜，並讓私人醫療市場有共同發展的機會，否則香港醫療體系岌岌可危。

我們觀察到以下的問題：
‧醫管局這幾年的縮減資源，前線醫院服務體系已呈現極大的承受力，各職系都削減了不少人手，影響治療效率。病床並沒有調整至合理水平，一旦突發事件爆發，便潰不成軍。
‧事發的初期，政府發布資料不恰當、低效率，公眾依賴傳媒提供消息，沒法傳遞建議到有關部門，又沒有諮詢渠道，引致一些事實不清晰，容易被誤導。
‧有關部門沒有第一時間和專業團體、專家之間建立聯絡機制，舉行交流會議或作資訊交流。其實專業團體會很容易啟動他們之間的網絡、聯絡渠道，必要時並可提供支持、合作、教育、訓練、資料發布等，政府並沒有充分利用它們的功能。
‧處理「非典型肺炎」的決策過程中，透明度低，外界不明白也不理解箇中的原因、準則、局限性和重要決定的背後原因，公眾無法理解，便容易被誤導。如果有適當的專業團體參與決策過程，在決策和執行上，會更具權威性和認受性。

　　在這次事件中，政府沒有擔當統籌社群的角色，低估社群中如學校、屋苑、商業機構、慈善團體的力量。沒有使用他們的網絡、策劃活動的能力，才引致社群對「非典型肺炎」爆發的處理，缺乏合作，不能集中資源，妥善運用。政府如能和他們合作，在回應事態發展上，是一個有效的方法，會達致統一訊息的良好效果。

港府的「救火」文化
　　沒有強勢的領導，沒有奏效的管理技巧，沒有發揮團隊精神，沒有適當運用經濟知識，例如提供資源管理，都不能發揮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最大力量。「非典型肺炎」的爆發，彰顯了「救火」文化；其中一些部門工作過量，卻有一些部門沒有貢獻，造成了許多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失望結果。
　　現時疫情穩定下來，調查的聲音響徹雲霄，政府卻要「自己查自己」，使人感到政府的誠信何在？調查不是找代罪羔羊，一向強調以儒家治港的政府，應體現儒家政治思想裡形容領袖承擔責任的勇氣。《論語》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即是「我本人犯錯，罪在我自己，你們錯了，也是我的錯，罪也是在我身上」。當領袖的也要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的量度，這是政治責任。要不要接受「下台」的政治責任，在這裡顯然不用多說。更重要的是委任獨立人士及專家，就「沙士」事件，檢討相關事宜，汲取得失的經驗，為未來作充分準備，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傳染病。尤其是如何改善醫療體系、預防及處理傳染病等工作，使我們能更有系統地應付將來可能發生的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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