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腦科和心臟科，不免使人神經緊張，畢竟牽涉人體兩個能定生死的樞紐，如果問，做心臟科醫生，箇中滋味如何？相信行醫30多年的胡錦生教授最能了解。
　　心臟科是不是很難讀？胡教授直言不諱 ── 難。
　　「心臟科難在要用腦又要用手。替病人做超聲波及心導管檢查、安裝心臟起搏器及除顫器，另外，心臟手術如冠脈球囊擴張術（通波仔）、擴張心瓣、心漏介入手術等，都是心臟內科醫生親力親為而不能假手外科醫生。」
　　「心臟科醫生必須當機立斷，病人的生死可能就在分秒間決定，而且，身體要好，隨時準備長時間穿著7磅重的鉛皮保護衣工作。簡單來說，就是體健耐勞。」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轄下有許多專科學院，要成為專科醫生，都需要經過專科訓練。醫科畢業生畢業之後，要到醫院實習，如果選擇心臟科，便要到特定提供訓練的公立醫院接受內科專科學院規範為期三年的普通內科基礎訓練，待考取內科醫學院院士（Member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MRCP）後，再要接受為期二至三年的高級心內科專科培訓。而胡錦生教授現在就是負責高級心內科培訓課程，培育新一代心臟科醫生。
　　「每6個月要安排一次評核試，要出題目，也要監考。但是從事這種工作是無償的，義務的。這是香港醫科慣性的奉獻文化，有歷史以來都是如此。」

難選心與神
　　年輕時胡教授並不屬意心臟科，反而對精神科興致盎然，為何會捨精神而就心臟？說來還有一段因緣。
　　「在伊利沙伯醫院工作，我瘦得不得了，只得90磅，那時最喜歡的是 ── 床，曾經試過當值6日6夜，144小時未睡過，那時候所有醫生都是這樣的被折磨。實習完成後，我進入青山醫院工作，對兒童精神及兒童心理產生濃厚興趣。我的主管醫生除了受過精神科訓練，也受過內科訓練，我兩條路也想走。」
　　「重返伊利沙伯，上司班士醫生對我影響很大，他是個仁慈的長者，在香港開展心臟科，令我對心臟科產生興趣，所以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心臟科。」
　　「後來考到澳洲皇家內科醫學院第一部分試，與幾個同事一起到新加坡參加內科深造課程，在那裡遇到近代心臟科權威Paul Wood的門生 ── 來自新西蘭的盧占美教授，他將每一個臨床症狀的表現跟心血管病理變化都解釋得很清楚，使我眼界大開。」
　　「讀完為期三個月的進修課程，完成了第二部分考試，我回到香港。但我希望可以再進修，申請了英國聯邦獎學金，新西蘭政府提供了兩年訓練課程，這個訓練使我學了很多，由兒科心臟到外科心臟、護理治療都學到，可說是很全面。」
　　英國聯邦獎學金並不容易申請，胡教授得到批准，在當時來說，堪稱鳳毛麟角。因為既有醫院薪津，又有獎學金，羨慕了不少旁人，更戲稱胡教授為「胡百萬」，當然，獎學金並沒有百萬之數，但由此可見其得來之不易。
　　經過在新加坡的深造，又經過兩年在新西蘭的學習，胡教授眼界開了不少，回到香港後，發展的空間毋疑更闊。
　　「以前的升遷是論資排輩，只要有一定年資，輪得到便自然可以上位。眼界開了其實有好處也有壞處，知識多了固然好，但是心頭高了，就會不滿足只在政府醫院工作。當時香港的醫學界並不注重研究工作，也不會以論文的成就評核學生。自從我在外國見識之後，發現醫學研究很重要，希望可以向這方面發展。回來之後，升了級，在資源允許下亦做了許多研究工作，我開始搜集資料寫我的醫學博士論文。」
　　胡教授博士論文題目是「香港華人急性心肌梗塞的闡釋」，寫的時候用英文，後來譯成中文，而且編篡成書，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圖書館均有收藏，而且，更得到國內著名學者陳灝珠教授題序，許多心臟病科的專有名詞，多以這本書的譯名為標準。

遲來的春天
　　胡教授一直希望可以向學界發展，中文大學成立醫科學院，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立，是時胡教授也有申請，卻未得接納。
　　胡教授離開伊利沙伯，私人執業一段短日子。說短，真的很短，只有9個月，輾輾轉轉，還是投向威爾斯醫院的懷抱。
　　「開業才幾個月，日本請我過去講學，這是因為我曾經發表過不少文獻，那時我把診所關上門，去日本講學，別人都笑我是賺夠了。」
　　「其實，當年我由政府出來的時機並不很好，那是1983年，一美金兌九塊多港元，社會很不穩定，不過，我覺得在政府醫院沒有甚麼進展，想往學術界發展又有阻滯，才選擇私人執業。那時候心臟科的發展不及現在，賺到錢的原因是不少同輩及長輩醫生比較忙，都把病人轉給我。」
　　踏破鐵鞋無覓處，但是，機會來得快而突然。中大醫學院一位來自新西蘭的心臟科醫生因為妻子不習慣香港生活，需要離職，而這位醫生向中大醫學院推薦胡教授為高級講師。胡教授終於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可是時間不恰當，使他處於兩難局面。
　　「我剛開始執業，用了30萬裝修診所，與業主簽了一年生約一年死約，才開業9個月，業主不允解約，聲言要告我。因為那時經濟差，沒醫生願意出來執業，我那家診所就是送也沒人要。卒之關門大吉，還要賠錢給業主。」
　　「不少人說我傻。我與太太商量，若我繼續私人執業，一定賺到錢，我以當時的收入與我入中大的收入比較，計到60歲，差距大約2千萬。我對太太說：你揀好了！我太太知道我一直想在學術發展，所以不反對我入中大。」
　　20年前的30萬，大約可以買一個黃埔花園海景單位，不要說還要賠錢給業主及未來還有2千萬的損失。換了是別人，才不會選擇到中大去。
　　「私家執業很辛苦，入中大也辛苦，但辛苦不重要，重要是 ── 我是否快樂？是否甘心囿於只是一個醫生的角色？」胡教授開玩笑的說：「要是當年不轉到中大，我一早可以退休了，現在也不必要面對SARS風暴。」
　　　「你一定會問：會不會後悔？我曾經問自己：我是不是傻子？一廂情願到中大去搞學術，也沒有考慮有沒有機會？沒有前人軌跡可循，一個人單打獨鬥，而且，中大沒有答應給予充裕支援呀！」
　　「我很多謝李國章教授及已故的蔡永業教授，李國章教授利用自己的名氣及網絡去為威爾斯醫院爭取很多，不能怪他出位，大家都知，剛起步的中大醫學院地位是次等的，李國章為中大爭取教學醫院應有的地位，以和平方法和香港大學競爭。蔡教授有鑑於中文大學需要教學醫院，以較低成本及有限人手爭取建立威爾斯醫院，所以開始時，資源真是很缺。」
　　「從新開始，從無到有，我主導醫學院心臟科的發展，開展心臟科的新手術，90年代初，社會開始富裕，市民願意自己付手術費，不願到公立醫院輪候，開展心臟手術可以賺到一定經費。以前，尖端醫療技術多是在私家醫院發展，至93年醫管局成立，情況才改變。」

SARS必會重臨
　　SARS是一個醫生與病人都從未見過的病症，爆發初期，威爾斯醫院風聲鶴唳，SARS的出現暴露出醫院資源不足的弱點。
　　「以前因為資源不足，部門都會爭，SARS一來，我們從未試過這般齊心。面對SARS，一半人倒下，有醫生有護士有醫務助理，外科、產科寧願關閉病房，把資源集中對付SARS，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大問題。我們都有切膚之痛，因為出事的是同儕，大家一起上戰場，雖然是被迫做英雄，也沒時間想。我們沒有應付這種世紀疫症的能力，如果日本腦炎、猴子天花、登革熱，再加SARS一齊爆發，香港醫院根本不能應付。」
　　「由於我們在這幾個月內要集中資源對抗SARS，忽略了其他病人，拖延了判症，拖延了治療，因為這些緣故而死亡的病人可能比SARS死亡病人還多，對這些人其實是不公平的，只是社會沒發覺。」
　　「SARS會不會再來？一定會。」

見證醫學界的轉變
　　由1968年至2003年，胡教授見證了香港醫療體制的改變，由昔日的醫務衛生署到今日的醫院管理局，由公私雙線發展至今日的單線失衡，胡教授相信自然淘汰的天然定律。
　　「現時市場太過集中，造成失衡，醫管局經過今次SARS事件，應該明白到重新定位、居安思危的重要。一家醫院不能一再削資源，削到見骨，遇上衝擊，就會潰不成軍。我們儲備不足，支援不夠，遇上疫症，就癱瘓了。」
　　「經過SARS，醫管局應該明白，資源就是這麼多了，要儲備，錢從哪裡來？當然在現有的資源中想辦法，甚麼需要做，甚麼不需要做，讓一些可以負擔的病人回到私人市場，也讓病人認識健康和醫療不是必然的，自己也應付出，市場才可以回復較均衡的發展。」
　　這個自然定律會不會成真？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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