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製藥，不得介紹一下香港科研製藥聯會（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HKAPI）。現任香港科研製藥聯會會長，又是美國默沙東藥廠董事總經理的陳阮幸賢，入行18年，對於製藥這門事業，認識尤深。
　　「HKAPI成立至今已經35年，以前的目標和現在的目標基本上沒有改變，不過，現在運作得比以前成熟，亦更具影響力。聯會成立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和各方面──包括政府及各醫療機構發展合作的關係，也希望可以透過聯會製造更佳的營商環境及更公平的商業競爭。較為有貢獻的是建立了市場『推廣守則』，藥物要證明有效才能在市場上推廣，藥廠所做的產品宣傳便具有可信性，社會各階層所收到的資料亦更有公信力。」
　　這個市場推廣守則建立之後，香港科研製藥聯會內的成員便必須遵守，但是，相對於一些不必遵守這個規則的其他藥業來說，HKAPI的成員豈不吃虧？
　　「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從社會市民的健康角度，反而更有保障。我們的成員是以科研製藥為根基的藥廠，其他藥廠，只要是以科研為本的，我們都歡迎他們成為會員。因為HKAPI是鼓勵拓展科研藥業，所以，若是發展通用藥物的公司，便不能達到我們會員的標準。」
　　HKAPI不是隨便招攬會員，現時在香港的成員有50個，要成為會員究竟需要甚麼資格？
　　「其實是有客觀標準的。任何國家的製藥公司都必須謹守『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的守則去進行研究，有些國家 ── 包括中國，尚未能合乎這個標準，所以暫時還未有中國科研製藥公司成為會員。」

有付出才有回報
　　第二度當選為聯會會長的陳阮幸賢在1993由美國返港，對當時香港藥廠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番感受。
　　「我覺得當時在香港的社會，藥廠只是一個供應商，而不是科研製藥機構，很少人知道製藥背後的偉大與付出。我以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讓社會了解科研製藥對人類的貢獻 ── 是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那時，科研製藥仍得不到專業的尊重，所以，我覺得藥業要團結，使市民知道，藥業是知識性的，高科技的，而且有能力改變人類的健康。」
　　「一粒小藥丸，看來好像很簡單，但是背後所付出的心血是很難估量的，遠遠超過表面的價值。」
　　陳阮幸賢完成學士學位後，轉修醫療管理，繼而選擇了從事與醫療「關係密切」的製藥事業，其後因為丈夫回港的關係，才舉家一同返港。在返港之前，陳阮幸賢已經在美國默沙東藥廠工作，回港後，順理成章地繼續在默沙東的香港公司任職。陳阮幸賢認為在外國，製藥工作的地位及被醫學的認受性很高，但是在香港，卻得不到同等待遇。
　　「我希望可以改變這種情況，當然，提升自我形象不是說改變便可以改變，要得到認同與尊重，必須有一定的貢獻和付出。1997年，我投入HKAPI，也參與了其他相關藥業的工作，希望可以在政策上參與更多，推動更多。」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政府有關當局開始注重我們的意見，在政策上的推廣和制定，某程度上都會諮詢我們。雖然我們的意見，政府未必會接納，但是，這已經是邁向溝通的小步。」
　　以前的政府根本不會在意來自藥廠的意見，今日若能廣言納聽，無論對政府，對業界，對市民，都是進步的。

藥物改善生活
　　對於爭議多時的醫藥分家，一再成為倡議者與病患者的死結，以香港的固有醫療模式 ── 看醫生包括藥費，醫藥分家之說是否可行？
　　「香港市民的教育水平及求知欲望都很高，過去被壓抑了。我們做了多個調查，證明市民對藥物知識的需求比我們想像中大，在發展醫藥分家與藥物知識方面是有空間的。而且，政府可以多作推動、鼓勵，在思維上放寬一點，包容一點，汲取更多意見。這是文化上的轉變，需要徹底而深入。醫藥分家沒有既定時間，政府可以定一個漸進的策略，讓市民逐漸適應與接受。」
　　「當科技不斷轉變的時候，我們若仍然固執於舊有的政策，就會愈趨落後。在醫療上，若我們希望市民對自己的健康負責的話，一定要讓市民有選擇的權利，我們不要低估市民的能力。」
　　市民都信仗醫生的選擇，信賴醫生給予最佳的治療，市民沒有專業知識，在選擇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可能會出現致命的錯誤？
　　「讓市民有選擇，並不是讓他們盲目選擇。我們不能把今日非典型肺炎的治療方案讓市民揀，因為這是新的病種，全球的醫生、科學家日以繼夜地尋找治療方案，這種情況下要市民自我選擇便太難了。選擇應放在一些歷史證明有效的藥物上，例如止痛藥，有些是有副作用的，有些卻可防止胃部受損，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或藥劑師都可以輔助病人選擇，病人在選擇的過程中有參與，吃藥的服從性自然會提高，相對也提高病人治療疾病的成果。」
　　服藥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藥到病除」，如果病人吃藥的服從性增加，提高了治療效果，也就達到了「病除」的目標。
　　「過去，一些老人病使老人家的尊嚴和獨立性受損，也因而變得憂鬱，老人家對這些老人病逆來順受，認定是牢不可變。但藥物發展可以把這些情況改變，使一些老年病患者重拾尊嚴，這是藥物可以改變人類生活的明證。」

8億美金研究一粒藥
　　不說不知，只是HKAPI的成員便有50間藥廠，其他沒有入會的藥廠不知凡幾，在香港，真有這麼多人需要吃藥嗎？
　　「香港的整體醫療費用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相對其他國家來說，其實不算高，而藥物的使費則佔醫療費用的5至6％，包括了私營醫療及公營醫療，整體藥物開支大概是港幣32億左右，70％來自HKAPI的會員，其餘的30％來自其他藥業。HKAPI的會員都是跨國藥廠，在供應藥物方面扮演一個很吃重的角色。」
　　從龐大的藥物開支可見，藥業其實很有可為。藥廠賺取暴利一向為人所詬病，經營藥廠若是這樣的「有利可圖」，理論上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身。
　　「科研製藥的風險比較高，平均需要10至12年才可以研製一種可靠的新藥，而成功率甚低，500個分子程式中只有一個成功個案。全球不少公司曾經做過統計，每種成功藥物面世，平均成本需要8億美金。就因為成本貴，許多藥廠都沒有財力獨立發展，所以，現時有許多藥廠被收購及合併。市民只看一粒藥，忽略了背後的付出。」
　　「雖然經營藥廠是很大的冒險，但是，若看到一些正面的反應，例如病人因為服了某種藥而改變了生活的質素，就使我們很有成功感。」
　　「以前研究一種新藥少說都要15至20年，現在的科技把研究時間縮短至10至12年，將來如果可以利用基因組圖譜分析，更可以針對性地製藥，可望把研究的時間再縮短。以基因科技來發展藥物在未來5年可以面世，香港兩家大學都密鑼緊鼓的朝著這方面研究。」
　　陳阮幸賢亦是投資推廣署的投資推廣小組成員之一，著力於開拓新的投資空間，她以為，科研在香港是有空間的，政府不應把重點發展狹窄地放在金融或旅遊上。
　　「香港在培訓科研人才及資源的配給非常不足，我希望政府能善用香港的人力資源，跟上外國的步伐。香港有人才，但支援不夠，此可能是因為科研並不是香港政府的發展重點，這種生化系項目，在其他國家發展得很快，香港應加把勁。我以為一切科研項目決定在人才上，應該把資源放在培訓及鼓勵學生投身這個科目，吸引多些世界級的專家來港。」
　　「若作為一個長線的投資，雖是高風險，回報慢，但是，這些發展不必香港政府獨力承擔，可以尋求合作夥伴，政府只要提供可作投資的營商環境，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身。科研其實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行業，而且是一個很有價值而且高回報的行業，只不過，回報不是即時可見。」

香港醫療制度短視
　　陳阮幸賢讀書的時候，曾經做過不少與醫療相關的義工，看見老人家除了對藥物不認識外，疾患也很多，啟迪了她明白到藥物與疾病中的關係，也許鋪排了她選擇進入製藥業的因緣。但是一做18年，可不是短日子，甚麼工作可以一做十多年仍未見異思遷？
　　「製藥之所以令人留戀，是因為轉變快，經常有新藥推出，而許多疾患卻是仍未能有效治療，所以，永遠存在挑戰。」
　　在美國讀書的陳阮幸賢在初回港工作時，很有點不習慣，許多不滿，許多挫折感，經常遇到阻撓，每一件在美國可行的事，在香港都好像不可行。後來學乖了，不會把美式主義硬套在香港。
　　「最具挑戰是管理文化，香港人比較慣於接受命令，缺乏主動，不敢冒險，我必須鼓勵身邊的同事，脫離這種文化，不要只為自己設想，多為他人設想。」
　　「近年的藥廠受到很大挑戰，這是因為香港整體醫療架構出了問題。許多問題和政府討論了很久，卻是一直沒有實際行動，有些事情已經是急不容緩了，再不作出抉擇，我擔心會太遲。我覺得不必介意政策是否失敗，我們可以從失敗中學習，不斷改良。香港的醫療制度缺乏長遠眼光，也缺乏政策上的遠見。」

SARS的意義
　　公家醫療機構承擔了百分之96醫療開支，這個公私不平衡的問題成為近年醫療界的討論熱點，對於這個問題，陳阮幸賢有她的意見。
　　「香港醫療制度可以從幾方面改良，第一：公營機構的財政模式應該更多樣化，不要政府全資付出；第二：在私營機構方面，醫療服務水平要更平均，即是每一個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質素要更平均，這樣可以維持了市民選擇的差別不太大；第三：可以做一些策略性的長遠計劃，五年或十年的。」
　　「無論是醫療融資或是尋找夥伴合作科研，外國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供借鏡。香港有很好的醫護人員，也有很好的大學，問題只在能否善用這些長處。如何訂定長遠政策和政策的內容可以再研究，但必須有決心去改變現時的情況。」
　　「有些國家是藥費與醫生費列明的，這樣可以使人更了解藥費是多少，醫生費是多少。醫生應提高自己的水準，使病人知道，專業是有價值的。」
　　陳阮幸賢說，最近SARS的出現是很大的警醒，提高市民對醫護界的尊崇，也突顯了醫療的價值。
　　就如陳阮幸賢所說，要被認同和尊重，必須有貢獻和有付出，在SARS這場戰役中，醫療界無疑是贏了很漂亮的一仗，雖如此，代價似乎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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