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Donna
《醫.藥.人》 第 50 期
楊敏,中大醫學院畢業, 現職私家醫生,曾任職於政府醫院, 輾轉至聯合醫院內科病房。2003年SARS爆發,聯合醫院首當其衝成大災場,楊敏中招,為第一個感染SARS的醫護人員。
2003年SARS風暴,在醫學界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經歷過這場驚心動魄戰役的人,提起當日事仍有餘悸。
SARS爆發前,沒有人知道這種病叫做SARS,當時楊敏是聯合醫院內科病房醫生,3月初陸陸續續有病人出現上呼吸道問題入院,楊敏用「心知不妙」來形容當時的感覺。
「3月初,尚未有SARS這個名稱,那時我在呼吸科病房,接觸很多呼吸道有問題的病人,每天返醫院都發現病人不斷增多,昨天多幾個,今天又多幾個,這種情況給我很不安的感覺。」
給女兒的信
當時楊敏是感到恐慌的,但恐慌並不是怕被傳染,而是怕這種傳染病廣泛散播之後所造成的災害。
「我不是怕自己有事,我從來沒想過我會染病。我是怕若控制不好,這個不知名的病會廣泛傳播,造成災難。當時我們都感覺到這種病的不尋常,可能會導致很多香港人死亡。」
「那時太太剛懷孕,晚上我在醫院當值,感到醫學界正面對著一場不尋常的戰役,我寫了封信給還在太太肚裡的孩子,告訴他這是一個歷史見證,他的父親在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就正在醫院中的最前線,見證歷史的發生。」
楊敏說,這個病的傳染性很高,而且很明顯,前線的醫生都意識到危險和嚴重性。「還好,結果死亡人數比我想像中低。」
難忘的331
楊敏原是聯合醫院的急症室醫生,在內科病房工作,3月31日是他在內科病房最後一天,照原本的安排,4月1日便重回急症室。但是那時愈來愈多懷疑SARS病人住院,而內科病房希望他留下來幫手。
「我很記得那天,我在病房的最後一日,下晝食飯時,病房阿頭叫我在病房中多留兩個星期,主要看SARS病人。當時我答應了,吃過飯後,我照平時一樣巡房,卻開始覺得不適。」
「染病是完全不知不覺的,甚至不覺得自己發燒,在巡房時感到雙腳很沉重很累,要蹲下來休息。同事問我甚麼事,我答:不知道,只是很累。於是我去探探熱。心想,不會發燒吧?誰知一探之下果然發燒,這時大家都好驚,立即送我去照肺,照肺後就證實要住院了。最有趣是住的那個病房,就是病房阿頭計劃要我負責的病房。」
楊敏戲劇性地由醫生變成病人,因為他是醫護界第一個中招的人,所以醫院十分緊張,而他工作的那個12A病房瞬間成為各方焦點。
「由發現至進院在同一日,根本來不及回家,只能靠別人執拾住院用品。那時我最擔心不是自己,而是太太和尚未出生的BB,因為若中了SARS,要保住BB的機會微乎其微,而懷孕婦女感染SARS後的死亡率亦很高。」
當時仍未有快速測試,楊醫生入院,楊太太則要自我隔離,自個兒在家中住了十多天,幸好最終沒有出現SARS病徵,BB也沒有受到影響,後來出世,是個女孩子,長得可真是人見人愛。
楊敏不擔心自己的原因可能來自信仰,他沒有埋怨任何人任何事,也沒有尋根究柢染病的原因,畢竟要接觸這麼多SARS病人,而SARS又是一種傳播性極高的病毒,很難保證不被傳染。
「我在醫院住了3個星期,回家休息了3個星期,然後重返工作崗位。我是最早入院,最早出院,也是最早返回工作崗位的人。」
我會死?
現在說起來雲淡風清,但是回想起患病日子,楊敏坦言:「好辛苦。」
「最差的時候,深切治療部已經替我安排了病床,頻頻打電話到病房詢問我的情況,是否需要到深切治療。病發的第7日最辛苦,喘得很厲害很厲害,有一次甚至喘到我知道自己在死亡的邊緣,若是回不過氣來便需要插喉。」
身為醫生,楊敏明白要是插喉之後不能好轉,就玩完了。可以的話,他盡量堅持到最後而不進深切治療部。當楊敏情況最差,喘得不得了,隨時準備入深切治療時,仍安慰太太說不會有甚麼事,只是觀察情況。但那一刻,他自己明白,若是真的要入深切治療,恐怕便不樂觀了。還好,他的堅持終於有了回報,幸運地從死神的指縫內溜了出來。
「我太太是個很堅強的人,我患病時,她懷孕4個月,需要自我隔離,我知她很擔心我,但她每次和我講電話都表現得很樂觀,很可以鼓勵我。」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我應該可以做得妥當些。因為這個病轉壞時是可以一下子很差,差到要即時插喉,要是真的有甚麼不測,我甚麼事都沒有和太太交代過。雖然我和太太靠著電話通話,但是要交代的事我沒做,好彩沒事,否則甚麼話都來不及說。」
我們很多時低估了疾病的速度和嚴重性,當變生肘腋,往往束手無策。
除了楊敏外,聯合醫院尚有三名醫生中招,全都是內科病房的醫生。醫生其實早就意識到這個病的威力,防禦工作應該做得很好,怎麼會有這麼多醫護人員染病?
「最初根本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所以防禦是一步步加強的,醫護人員已經很小心,但是病症的傳染性很高,避無可避。我從不怪責醫院,我覺得可以做的醫院已經做了,也沒有限制我們使用防護物品,這是沒法估計的病症。有人問我是看了哪個病人而感染,我也答不出來。」
「雖然有些同事會覺得憤怒,質疑是否醫院控制出問題,我則認為這是天災多於人禍,病了就病了,病完就繼續工作,也沒有想過要追究責任,我相信信仰給我很大的支持,令我坦然地面對。」
楊敏染病時,SARS的用藥指引尚未算清晰,所以他試過很多不同的治療法,包括抗生素、利巴韋林、類固醇,甚至復康者的血清等。病後如常工作,除了康復之外,更幸運是沒有甚麼後遺症。好多SARS病人在痊愈之後會覺得身體較從前差,嚴重的更有骨枯現象,楊敏說有些醫生同事復原之後也有出現骨枯。
「我太太會覺得我的身體較從前差,我則覺得差不多,也許抵抗力會較差吧,但並不影響日常生活。」
最愛急症室
楊敏在聯合醫院染病,但康復之後並沒有離開「傷心地」,一樣在聯合醫院工作。直至去年6月,才與醫院的關係劃上休止符。「醫管局的醫生,十個有九個都不喜歡醫管局,原因是對工作與付出和將來的前景感到很負面。而且所得到的待遇及可見的前景亦不理想,所以才會離開。」
「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同工不同酬,而且其中的差異可以相當大。我離開醫院崗位與感染SARS無關,只是不太喜歡醫管局的政策。做醫生就是會面對許多可能的意外,沒有甚麼好怕,也怕不來。」
電視劇「ER」吸引很多觀眾,真實的急症室卻是血淋淋的,但楊敏卻很喜歡做急症室,亦認為自己很適合急症室的工作。究竟急症室有甚麼吸引力?
「急症室可以見的病症較多較有趣。例如內科醫生,外科的病症便會較少接觸,如果只專外科,可能連心電圖也不會看。日常社區生活的事,經常可以在急症室內看得到,諸如急症室的濫用。另外,在急症室可以學得很多,比較廣泛。」
病人感到患病所以見醫生是很正常的,我們常聽說「濫用急症室」,究竟怎樣才算濫用呢?
楊敏在急症室工作時尚未開始收費,他看了一個流鼻水的女病人,認為病人不屬於急症,於是對病人說:「流鼻水是不需要看急症的。」當下就被那個女病人指著罵:「你算甚麼醫生?我流鼻水這樣辛苦,你竟然叫我不要看急症?」
「這種情況可能與病人缺乏醫藥知識有關,不明白怎樣才算急症。也有些人是存心找便宜,貪急症室做檢查不用收費。急症室的醫生不怕看真正急症病人,如心臟病、交通意外,但普通傷風咳、流鼻水就不是急症。急症室的醫生花時間看這些病人,會延誤了看其他真正危急的病人。雖然有人埋怨急症室輪候時間長,這是沒辦法的,我們一定要先照顧緊急的病人,醫生就只有這幾個,若遇上嚴重事故,甚至需要幾個醫生一齊處理。」
「譬如有些婆婆覺得暈,對她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也不敢掉以輕心;但有些年輕人沒甚麼事來見醫生,目的只是要病假紙,這明顯是濫用。還有些領取社會福利的人,政府規定要做義工回饋社會,但很多人企圖得到醫生假紙,連義工都不願做。急症室一日幾百個病人,很多是領綜援而且是小病。如果病人是急迫的,我們不會分病人是貧是富,但是我們發現很多情況是濫用了社會資源。」
新局面 ── 私家醫生
楊敏笑說當私家醫生的趣味不及急症室醫生,因為病人大部分都是頭痛發燒傷風等病症,不過與病人溝通的時間卻較多。
「私家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較隨和,見面會互相問候,而且看的很多是舊病人,不同於急症室,每天面對的都是新症。」
私家醫生工作時間長,兼顧的事亦多,除了看病之外,整家診所的運作都要兼顧,更要面對其他診所的競爭,不能說不勞心勞力。
自負盈虧,且自由度較高,相信這是醫生離開醫管局另謀發展的主因。
後記 訪問前,楊敏剛處方了藥物給病人。 姑娘配藥之後拿回來給楊敏核對。 我們不禁問,是受李世澧醫生事件影響嗎? 「我由開業到現在都是這樣,可能是我比較膽小,怕出錯。任何姑娘都曾經配錯藥,任何醫生都有機會判錯症開錯藥,但卻並不常見,像李醫生事件是比較罕見的。雖然我猜配錯藥的是姑娘,但責任卻一定是李醫生負。」 「醫療系統中人手出錯是會發生的,傳媒報道之後警惕醫生也是好事,但把事件過分放大,未經過調查就下一個最後批判,對醫生不公平。好像李醫生,傳媒可能會報道『李世澧醫生配錯藥導致病人死亡』,但若是中肯的報道則應是『李世澧醫生配錯藥事件中有人死亡』。當調查未完成或是審判未完結,武斷地把結果歸咎為配錯藥的原因,是不合理的。」 楊敏是第一個染SARS的醫護人士,免不了被傳媒追訪,當他仍在醫院與病魔搏鬥時,傳媒已經到他的家找上他的太太,不過,楊太客氣地拒絕了訪問。 站在傳媒的角度,追訪新聞是他們的責任,希望各位被追訪者多多包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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