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Donna
《醫.藥.人》 第 39 期
香港醫學會會徽只有四個中文字,就是箴言條上的「維護民康」。語出於已故前主席彭學高醫生。要推動和實踐這樣崇高的理念,醫學會會長和會董可說是責無旁貸。新任會長蔡堅醫生以千多票掄元,摘下了會長之職,醫學會未來的路,會翻天覆地改變,還是,以不變應萬變。
這是蔡堅第三次角逐醫學會會長之職。
第一次,對手是蘇啟明醫生;第二次的對手是勞永樂醫生;第三次,對手是馮宜亮醫生,直到今次才能以大比數當選。
屢戰不餒
說起參選,蔡堅說背後有很多故事。
「第一次參選時,我沒有內閣,一個人對一個內閣。四年半前,第二次參選,選戰之前一個晚上,蕭健英、史泰祖、我和勞永樂一起吃飯,當時史醫生和蕭醫生建議我選醫學會會長,勞永樂選立法會議員,當時代表醫學界的立法會議員是梁智鴻。是時,因為政府擬成立私人法案,把中醫納入西醫界別,梁智鴻把這個訊息帶返醫學會討論,當時除我和謝鴻興及其他小部分會董之外,七成會董都支持中醫納入西醫的決定。翌日下午,公共醫生協會開了一個非常大會,會上群情洶湧,反對中醫納入西醫界別,當晚,醫學會召開了非常會董會議,推翻了前一晚贊成中醫納入西醫界別的決定,這種情況在醫學會來說是相當罕見。」
「後來,梁智鴻公開說不會競選立法會,勞永樂、林順潮、郭家麒出選,因為我當時競逐醫學會會長,他們都曾經找我支持,我以為把醫學會的名聲押在任何參選者身上,會得失其他參選者,所以我保持中立。勞永樂後來自組內閣,贏了醫學會會長,也成為立法會議員。」
兩年前,蔡堅沒有參與會長之爭,反而競逐司庫位置,卻敗給羅致廉。今年第三次參選,才成為醫學會的會長。
六年前他參選,四年前他也選,為甚麼兩年前不選?
「其實我一直都是醫學會的會董,並沒有離開醫學會。醫學會的方向及政策是由會董會多數人決定,因為某些職能是由會長委任,所以會長一般在會董會內都稍佔優勢。我是因為與那時的會長方向不同才要競選會長,兩年前因為朱建華參選,而我與朱建華的看法較相近,所以我覺得無謂參選分薄選票。」
「早在94年,我已經覺得醫學會存在問題,而要改變醫學會必須由領導層開始,98年參選因為準備不足而落選,這幾年網絡擴闊了,也被業界認同,所以才參選。」蔡堅說,有醫生對他說:排隊也該輪到了!雖然是玩笑,卻也加強不少信心。
醫學會的目的
香港醫學會雖然打著「維護民康」的旗號,而實際上,與民眾卻沒有甚麼銜接點,究竟醫學會是做些甚麼?或是,想做些甚麼?
「90年代之前,香港醫學會的會長和會董很多是中環名醫或是教授級醫生,所以一直被視為中環醫生的社交場,當時醫學會的會議很融洽,爭執的情況很少出現,雖然爭執少,但是層面卻不夠闊。中環名醫不了解基層醫生及普通科醫生的景況,這些醫生有三四千人,在這種情況下,醫學會對核心醫生的照顧便有不足。也有人認為醫學會是私家醫生的會所,但時至今日,除了私家醫生,也有很多政府醫生加入。」
政府醫生在醫學會中只佔少數,原因是醫學會一向與政府醫生接觸不多,另外,大部分私家醫生參加醫學會是因為透過醫學會購買專業保險(Medical Protection Society,MPS)會有折扣,而政府醫生卻不用買這個保險,所以便沒有參加醫學會的附加理由。不過,據蔡堅所做的一個小型調查發現,現時約有七成政府訓練的家庭醫生進入醫學會,原因是政府醫生想透過醫學會了解私人執業的情況。
政府醫生不參與醫學會不少是覺得醫學會對他們沒有幫助,沒有維護他們的利益,對於「維護醫生利益」,與醫學會箴言上的「維護民康」,究竟孰者為先?
「有記者曾經問我,成為醫學會會長,怎樣維護醫生利益?我們必須清楚,成立醫學會的目的並不是維護醫生的利益,而是維護民康。政府醫生的利益,應該由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去維護;而私家醫生被欺壓,西醫工會會處理,醫學會可以參與,也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但醫學會不會主動為醫生爭取利益。」
「醫學會應該是一條可以讓醫生和市民溝通的橋樑,又或是醫生和醫管局、衛生署,甚至董先生溝通的管道,取代抗爭的態度。在溝通過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才可以把醫學會成員的不滿反映到有關高層,一味抗爭是沒必要的。」
過去幾年,醫學會會長與醫學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是同一人,在立法會上經常指責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令曾經是醫學會副會長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去信醫學會要求終止會籍。
醫管局的文化
看過政府醫生的病人一定會發覺,醫生與病人之間幾乎是沒接觸的。病人有病人說病情,醫生有醫生對著電腦打資料,由始至終可能都沒有看過病人一眼。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這是自衛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資料是預防被查核或投訴時用,現時醫管局要求要有一套很完整的記錄,做一個完整的記錄不是三五分鐘可以完成,在見病人的短短幾分鐘內,又要看病人,又要寫,又要記錄在電腦,時間根本不夠用。」
「醫管局的高層不會了解低層的壓力及時間不足的問題,只會要求醫生做到十足。為了要保障自己,唯有先做記錄,這就是今時今日醫管局的文化。其實不是病人之福。」
現在的年輕醫生沒有士氣,因為工作量太多,要做的文書工作很多,年輕醫生沒士氣,醫管局沒前途。
醫生與病人之間缺乏互信,簡單如一些醫管局沒有提供的藥物,醫生其實可以處方讓病人到藥房去自行購買,但是,病人對藥物不認識,以為醫生有其他目的而投訴,醫生動輒得咎,結果就事事因循。
「因為醫管局限制了藥物,醫生在處方藥物時便有限制,病人沒有最恰當的藥物,也得不到最適合的治療。現時醫管局照顧的不是全人,而是不投訴的醫療。醫管局有雲石大堂,有禮職員,完整記錄,但最後卻不能真正為病人設想,這種醫療,不是好的醫療。」
「醫學會希望可以令病人知道,甚麼是好的醫療,而免費醫療不一定是好的醫療。許多地方有很好的免費醫療,例如加拿大,但市民要付45%稅項,香港只是18%,水平當然不能相比。」
蔡堅雖然有心改變醫學會的路向,但是,會長任期匆匆,恐怕兩年時間未必可以完成宏願。
「我設下一些主要方針,也把工作分派給其他會董及副會董,如果方針是大家認同的,就算兩年後其他人做會長,新會長都是現在的會議成員,如果八月開會時大家都方向一致,相信兩年之後仍可以維持。我同意要做的事在兩年間不可以完成,但若是大家都本著同一方向,願意支持相同理念,沒甚麼是做不來的。」
醫學會SARS功過
2003的SARS挑戰了香港人,也挑戰了醫學界,香港醫學會高舉「維護民康」的旗幟,在去年SARS期間,究竟擔當了甚麼角色?
「SARS期間我不是醫學會會董,作為一個普通會員,我認為私家醫當時是很無助。他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出了甚麼病?衛生署又沒支援,甚至有病人因SARS死亡,打電話給衛生署報告也沒下文,也不會追究診所要不要消毒?或是當日同在診所的其他病人是否要檢查?死者的家屬如何處理?完全沒指引。醫學會也沒有支援,當時口罩、手套、消毒袍很缺乏,醫生不知在哪裡可以購買,雖然這些應該由衛生署做,但醫學會也可以幫忙做一個中間角色,替私家醫生提供這些支援。」
「在SARS事件中,醫學會對私家醫生支援不足,也不夠快,有些醫生因為對病症不了解,拒收發燒病人,有咳嗽的甚至不准進入診所;也有些醫生選擇放假關門。對於一個新的疾病,我們完全不認識,無論醫生或是市民自然都會感到恐慌,雖然有些醫生的恐慌是過度的,但是,當知道有多個同業被傳染,這種恐慌便可以理解。醫學會在穩定會員的心和幫助會員過渡難關的支援是不足的。」
「SARS早期,醫學會代表和各醫療界代表一起見楊永強,討論是否要做公眾預防,當時只有西醫公會認為面對一個傳染病是十分危險,醫學會則認同楊永強,認為暫時不必散布恐慌,市民不需戴口罩。當時的醫學會不明瞭有些傳染病的傳染性是很高的,可以致命的。」
「醫學會當時亦曾經發表一些錯誤的訊息,例如說SARS源頭病人因為傾倒帶菌的洗肚水而致大規模傳染,其後證明病人是洗血而不是洗肚,而洗肚水是否帶有大量病菌也是可堪商榷,但是醫學會卻沒有跟進澄清。」
「另外,醫學會當時推出一個篩選SARS病人計劃,即是病人若是發燒咳嗽見醫生,醫生會為病人驗血及照X光等,這個計劃是與大學和其他學界一齊做,目的是組合資料留待日後研究。但是,篩選這個字是誤導了市民,因為『篩選』應該是在未有病徵時做,有了病徵便不是『篩選』,只能算是Early Detection(及早治療),在未有病徵之時篩選才有意義。」
「而且當時推出這個計劃目標不清晰,似乎是為研究而做,而不是真正篩選病人來作及早治療,另外,一人一醫生計劃也是無疾而終。」
「醫學會做得好的是醫生之間建立了網絡互通,醫生到社區及學校講解醫學知識,這些網絡成立至今仍然運作,對醫生與醫生的溝通,醫生與社區的溝通幫助很大。」
建立信任
信任是很難建立的,要摧毀卻不費吹灰之力。
醫學會的醫生往往說錯一句話,就可以動搖市民的信任。但是,人誰無錯,醫學會如何建立信心,取得市民的信任。
「我與內閣的成員有共識,就是我所分派予不同小組的工作,負責的人有全權對傳媒發表,但須知會我;醫學上的知識很廣闊,對外發表不能確保一定不會錯,若是發布的資料錯了,我會公開解釋和矯正。」
「有錯就要改,不是甚麼羞恥的事。」
醫學會一向是有意角逐立法會醫學界代表候選人參選的橋頭堡,立法會議員勞永樂四年前獲選為醫學會會長後,成功晉身立法會。
蔡堅會不會參選立法會?
「不會,絕不會。」
怒漢不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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