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菁岐無論是自家或是夫家，與中醫藥都有很深的關係。
　　丈夫黃家當年在香港上環南北行一帶開中藥行及參茸藥行，而且是多年的家族生意，說家學淵博，並不為過。
　　「家學淵博？實在不敢當，黃家開藥行已有百年歷史，當年的南北行就在上環一帶，60年代政治不穩定，黃家的叔伯兄弟紛紛移民，只留下我們一家。當時我先生黃國裕一直經營酒店，而我則在教育司署（那時尚未有教育統籌局）工作，根本沒時間打理。」
　　馬菁岐在教育司署工作了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們現在考會考，中國歷史和中國語文分開兩科，算起來都是她的功勞。

為官難
　　原來以前的中學會考，中文這一科是包括了中國語文和中史，如果中史不好，便直接影響了中文科能否合格。
　　「我是歷史系的督學，主張把中史從中文科分拆出來。假設學生中文很好，但是中史卻很差，因中史的關係而令中文不合格，豈不好慘？你知道，中文科是主科，若是不合格影響很大，而且中史實在不容易讀。分拆成功使我覺得自己對得起香港的教育。」
　　兩科分開了很多年後，馬菁歧在一次老師的聚會中，聽到有些老師痛罵當年把中史和中文分拆的人罪不可恕，只因為把很難唸的中史分了開來，學生都沒興趣讀中史，不少學生放棄讀中史，因而使香港學生對中史更不熟識。
　　中文和中史在1969年時開始分拆，如果制度有問題，相信一早便被淘汰，但經過30多年，中史和中文仍然「分家」，看來分拆還是挺受歡迎。
　　其實驅使馬菁岐著力要改變教育，與當時古板的教學不無關係。
　　當時年輕的馬菁岐入職教育司署做督學官，有次到學校看老師教歷史，老學究在課堂上只是叫學生照課文讀。男學生讀完女學生讀，當學生讀完書之後，已經夠鐘下課，對於老學究的教學方法，馬菁岐雖然不滿，但礙於對方是前輩，所以馬菁岐很客氣地要求老學究把這個教學方法原原本本的記錄下來讓她呈上上頭參考，老學究當然知道這種教學方法見不得人，後來雖然稍作改善，但始終難改「讀書」的本色。
　　「我覺得中史是很有趣味的一科，加上其他裨史，就像聽故事一樣。但是否懂得教書與學問高深是完全兩回事，管理這些學問很高卻不會教學的人，真的不是件易事。」
　　「解開了中史與中文的結後，那時候的助理教育司羅宗淦要我推動社會科，我認為社會是一科活的科目，應該採用單元化教學，這種方法與當時的教學方法完全不同。我以三間學校來作重點推行，雖然很受學生歡迎，卻很不受教師歡迎，因為活動教學要預備的功夫多了很多，教師的工作無疑是加重了，當然不受歡迎。」
　　分拆了中史與中文之後，又要面對重組社會科，馬菁岐的工作可謂吃力而不討好。每次搞研討會要準備的功夫很多，事事需親力親為，連當時年僅8歲的小兒子也被她徵用。
　　直到一次研討會結束，馬菁岐又與她的小兒子收拾壁布展板，她的兒子說：「媽媽，怎麼人家做官，你又做官，你怎會做得這樣辛苦？」
　　這樣一句說話驚醒了馬菁岐，其實也有點心灰意冷，便決定辭官。開始組班教中醫其實是她辭官之後的事。

性格的塑造
　　中學時是學生會會長辦擦鞋仔學校，19歲時做女青年會幹事，在澳門新口岸搞賑濟粥場，然後又租舢舨搞義診，這種種熱心於公眾，敢作敢做的性格，是繼承自她的父親馬士驥。
　　馬菁岐在香港出生，一歲時遷返內地。遷返內地是因為當時香港的政局問題。
　　馬菁岐的父親馬士驥當年在現時中環地段開了一家東方銀行，在馬菁岐一歲時，中國出現了轟動一時的海員罷工，及後發展成大罷工，延至香港，馬士驥卻在他的銀行內煮大鑊飯，支援罷工的工人。
　　「我父親曾經跟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他是美國加州大學第一個中國留學生，那時仍是清政府時代，他在美國組織中國人的革命黨，四出籌款幫助孫中山搞革命。父親在美國讀書，與美國人同出入，可是卻不能進入美國的餐廳，只因他是中國人，父親一氣之下，把姓氏MA改為MAHR，換了姓氏拼音之後，許多人當他是猶太人，從此就方便很多。」
　　馬士驥畢業的成績雖然名列第一，畢業那天演講之後，因為身分的問題，知道與官階無緣，當時他氣憤難當，返回宿舍休息，連畢業派對也不參加，後來卻被同學發現他因為血壓過高中風，那時馬士驥不過是個廿多歲的大學畢業生。
　　「發生這些事時，我還未出生。父親中風之後在美國找中醫醫治，本來已經沒了說話能力，但是他的性格很強，一定要回復語言能力，走去跟一個意大利老師學唱歌，因病的關係唱得很差，被老師奚落，這樣更激發他非學好不可的鬥志，後來，跟了其他老師學唱歌，他回到廣州時，別說可以說話，更搞了一個演唱會。」
　　「雖然後來美國政府請他做移民官，但是因為父親看不慣貪污舞弊，一怒之下離開美國返廣州，在廣州結婚之後，才到香港開辦銀行，後來因為遇上罷工事件，政局不穩，所以我們一家又回到廣州。」
　　那時是民國初年，馬士驥被委任為森林局局長，後來輾轉去了財政廳。中國的貪污情況比起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馬士驥卻是那種剛正不阿的人，對這種風氣非常心灰，卒之還是辭官，轉而從商，本來希望可以做鞋，使中國人人有鞋穿，可惜遇上內戰，馬士驥忙於救濟難民當中，積勞成疾，一次急病時，卻不幸遇上醫生錯誤注射空針而死，心願未能竟成。
　　父親死時，馬菁岐才15歲。
　　「那個時候，我看了不少人情世故，學懂很多事。外間認為我一個女孩子是沒有甚麼前途了，一定不能上大學，嫁人是唯一的出路。可我卻遺傳了父親的死硬派作風，人家愈是說不可能，我就偏要做。」

遇上四大名醫
　　有個這樣頑強不屈的父親，身為獨女的馬菁岐受到不少薰陶。只因馬士驥認為中國教育水準不夠，所以不讓女兒入學，要馬菁岐跟在身邊，自己親自教學。平常父親上班開會，馬菁岐則交由一個大哥哥照顧，這位大哥哥有空時就會講些章回故事給年僅4歲的她聽，耳濡目染下，馬菁岐對這些神怪故事印象深刻，對點穴輕功更是嚮往。
　　「其實我不喜歡教育工作，一直都想學功夫。父親以前曾經請過一個師父教我練功，我對點穴最有興趣，因為頑皮，想學來對付表兄弟妹。師父教我人體的穴位，因為存心想氣弄人，所以我學得很用心。當表兄弟妹有小病問題，師父會教我點他們某個穴位，開頭我以為是整蠱人，誰知卻幫了他們治病。由我原本居心不良而變成幫助人，使我很多謝這位師父，也因此而使我立志做醫生。」
　　「父親死後，雖然考得醫科，但是醫生的路太遙遠，沒能力，但我又希望可以有書讀，所以甚麼都考，適時羅富國師範招生，我又去考，居然又被取錄。當時環境很差，曾經考慮過出來工作，但父親的一位好朋友對我說：『讀書不是一世都有機會讀，但是做事，卻是一世都可以做。』最後我卒之都進了羅富國。」
　　馬菁岐遺傳了乃父遺風，對公益公眾之事，非常著力。因為仍然有心學醫，卻沒錢開醫館，所以在澳門租了一隻舢舨，贈醫贈藥。
　　「那些西醫很熱心，每天都抽時間來免費替病人看病，至於藥方面，我便像個大乞兒四處向藥房和有錢人求贈。當時有個尼姑自薦做醫生，而且不需要任何藥物，初時沒有人願意讓她看病，一次，有個病人在等候看西醫時暈倒，尼姑走過來用手拍打病人某幾個穴位便把病人救醒，從此以後，病人很多都轉到尼姑處求醫。」
　　「我覺得那個尼姑救人手法十足十小時候所聽的傳奇故事，所以求尼姑收我為徒，她開頭連睬都不睬我，足足磨了一年，那個尼姑才願意讓我跟在她身邊看她診症，遇有問題，問她也不答，要我自己看書，慢慢自學。」
　　這個時期只不過是馬菁岐接觸中醫的第一步，和平之後她回到廣州，助廣州市搞第一所平民飯堂，直至香港羅富國復校，才繼續未完的學業，畢業後便順理成章的進入了教育工作。雖然是做了教書匠，但是為醫的心不死，晚上到中國國醫學院學醫，這可說是多年以來，首次正正式式學習中醫。
　　「孫中山讀西醫，不相信中醫，戰後中醫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所以紛紛走難，直至有一次，教育部部長的獨子患了腸熱症，西醫束手，部長後來到上海請了四大名醫朱鶴皋、丁仲英、丁濟萬、陳信齋等一起會診，四個醫生開下條件，若是能治愈病人，要中國承認中醫的地位，部長慨然答允，結果病人醫好了，而中國國醫研究院便在上海正式成立。大陸被共產黨統治後，這四個名醫輾轉來了香港，在佐敦道的天台學校開研究院，讀完中醫的人可以入讀，我相當好運，可以跟這四個名醫學醫。」
　　馬菁岐笑說，這可能是史上最「差勁」的研究院，但是，能跟四大名醫學醫，何必在乎地點差勁不差勁？

給合中醫與教學
　　雖然學了一大堆中醫學問，可是馬菁歧一直以教育為正職，從未有機會行醫，只是同事朋友間有小病，才會為人把把脈，開個方。
　　「辭去教學官後，無所事事，偶然的情況下租了個小地方，便用來替人看症。那時我每天早上溫書，下午看症，很多外國人來看病。一次，一個律政司來看病，我本來打算替他針灸，誰知他一看見針，嚇得幾乎暈倒，為了醫治這個病人，我唯有用手指代針，慢慢便悟出了指穴針灸。」
　　「當時的美國領使太太要我教中醫，我嚇一跳，不是不願教，而是要用英文教，我怎懂得用英語教中醫？那時美國銀行總裁的太太（利希慎的第三女）對我說，『你試試用英文教我，如果我聽得明白，其他人就也會明白。』上完這堂之後，她說她聽得明白，之後就開始組班，再後來，連簡悅強的太太都知道我教中醫，也帶了一班人來上堂。」
　　從此之後，馬菁岐由教學官轉做教中醫，把中醫和教學結合，一教三十三年，平時除了看症之外，也會授徒，學生遍及三十多個國家，是真真正正的桃李滿天下。現在雖然年紀不輕，但是，有人來學，她還是願意教。
　　馬菁岐固然是中醫界的翹楚，夫家也製藥多年，為了不使經驗與古方失傳，近年馬菁岐除致力中醫教學外，也致力製藥，畢竟，要把中醫中藥深遠推廣，確需要有心人不問結果的推動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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