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制度」的成與敗
　　藥劑服務是高成本的健康保障服務，是小康社會重視的一項民生議題，箇中涉及提供安全和便民的服務及拿捏經濟投放與具體專業考量的平衡。我以一個香港藥劑服務業的過客看，處於八十年代的藥劑師們，都曾憂慮如何發展藥劑服務行業、如何改變當時行業停滯不前的專業生態。讓我以推動藥物標籤為例子，可能會給大家一點體會。
　　當時兩大藥劑學會給政府壓力，建議為保障藥物安全使用，應立法讓所有配出給市民的藥物都必須有藥物標籤。這個建議得到社會輿論支持，最終改變了制度。至於標籤內容的細節，則由業界制定執行方法（其實當時業界早已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預印標籤內容、在醫院內推行），其後發展電腦標籤系統，方便了執行藥物標籤的要求。回顧這段事實，我們嘗試的是改變「制度」（藥物必須有標籤）與「實務」（制定執行方法）兩方面，以「實務」配合來改變「制度」的成功例子。
　　我亦想引述沒有利用「實務」配合推動「制度」的失敗例子給大家參考，就是2006年醫藥分家大聯盟的失敗。
　　醫藥分家是想改變「制度」，那時醞釀醫藥分家的氣候是有的（社會政治相對安定、經濟不壞、醫藥失誤個案引起社會極度關注、市民對用藥安全醒覺、藥物教育有一定的普及程度），可惜的是，如何準備醫藥分工的細節「實務」（社區藥房如何應對分家後複雜的作業問題、處理持份者的矛盾、市民的經濟考量）則是完全不具備。簡單的說就是沒有「實務」去配合推動「制度」的改變。
　　回顧過去，「醫藥分家」在1950年香港藥學會首向政府提出，1976年及1999年業界也曾向社區提出實行「醫藥分家」建議，結論是：待有足夠藥劑師數目才可行。環顧周邊國家，南韓和台灣近十來已開始實行這制度，雖說她們成功的主因都是政府立法從上而下開展，但在社區藥劑「實務」中，她們都早已成熟和具規範，這方面香港仍相差甚遠！

現象與細節
　　如果大家認同以「實務」配合改變「制度」是可行的原則，我們是否可以從看到的現象去推演藥劑業的服務方向，從而策劃達至成功的步驟？
　　讓我舉個例，一直以來大家都會看到以下的現象：
　　為甚麼市民仍是濫用急症室當作門診？小病是否可用更廉宜、更方便的方法解決？
　　市民到藥房向「頭櫃」問病，「頭櫃」推銷他認為可以治病的藥物，對市民來說是很方便的方式，但卻涉及非法出售處方藥物的問題。
　　香港的社會資源分配著重投放在醫院藥劑服務，原因之一是醫院藥劑服務制度建立較完善，尤其是經濟收益回報高的私營醫院，是否說明市民小病也到醫院看診的習慣？

抽絲剝繭找尋「實務」
　　我認為上述提及的三個現象，隱藏著很多社區藥劑師的「實務」與角色轉變。和大家分享一些事實佐證，2000年時，社區藥房的藥劑師角色仍然尷尬，我和崔俊明向當時的連鎖店（以售賣美容和健康食品為主）的負責人建議，在連鎖店引入藥劑師服務，並和他們共同宣傳社區藥劑師的功能，此項建議成功推行後，另一家連鎖藥房亦加入戰圈，增聘藥劑師與之競爭，開拓了社區藥劑師新的服務面貌。
　　2003年時非典肆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亦與社區連鎖藥房共同推動防炎抗疫行動。這些例子說明，除了藥劑師服務從無到有之外，亦看到社區藥劑師的額外功能和多變的角色。時至今天，這些連鎖藥房仍在改善藥劑服務之中。

上述提及的三個現象還隱藏著很多可變的「實務」，也許還要抽絲剝繭的找出突破的路，建構更多社區藥劑服務的獨特功能，對社區藥劑師人手需求會再有正面的轉向。

付出與犧牲
　　社區藥劑服務不單只在社區藥房提供，其實也可以深入社區每個角落。現時人口老化已逐步出現，帶出了更多未開發的藥劑服務領域，例如處理安老院藥物問題。據悉香港藥學服務基金已獲賽馬會資助，現時由蔣秀珠及團隊領導，嘗試用多種方式去解決院社藥物處理的問題，亦已闖開一片天地。此外，不可不提的是「院社到院藥劑師」項目，是該基金會一向的目標，從2007年成立以來，在鍾永明及楊佩華領導下艱苦經營至今，建構了一個電腦管理程式，開創了「院社到院藥劑師」服務，其後亦受到社會福利署邀請，為津助院社提供服務，遍及私人院舍。這些都是我說在前面深耕細作的「實務」，當「實務」成熟了就可以推動「制度」配合，成就今天的環境。我在未離港前亦曾參與其中，十分理解他們的付出與犧牲。

需求的大黑洞
　　社區藥劑服務的伸延，除了護老藥學服務外，另一個尚未接觸的「黑洞」，就是隱蔽長者的群體，估計現時這隱蔽群體數以十萬計，有的是獨居無人照顧、有的是經濟條件較差；是另一個藥劑實務需求的大黑洞。據知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李詠恩教授多年來以極少的資源，動員藥劑學系的同學，成立外展隊來服務這個族群。

　　以上說的是我所知點滴，至於如何發掘「實務」去配合及推動一套「制度」的建構、如何累積小變等待大變、如何貯備潛藏臨界動力達致成功、如何做好具體工作等等，還須同業的智慧與能耐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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