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節日後遺症
節日是導致我們體重增加的最大原因,為減低節日後遺症的影響,最好能提高警惕,盡量不要吃得太飽太滯,或是多吃蔬菜水果,喝些檸檬水或茶,幫助消化。
冬日記得補水
冬日皮膚乾燥,多喝水補充是大家都知的常識,但吃得好睡得好更是重要。記得睡前是護膚最佳時間,一星期進行一次去除面部角質可增加皮膚的吸水能力。
起床莫急迫
由於睡覺時血壓下降,若起床時太快太急,有可能造成血壓突然升高,尤其高血壓、心臟病的人,易致心腦血管病急性發作。
異分子--謝鴻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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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Donna
《醫.藥.人》 第 33 期

「煙雨濛濛,愈來愈窮!」 「秋高氣爽,廢話照講!」 這些寫實而又充滿自況的打油詩屢見於謝鴻興醫生的文章中, 一個個規行矩步的醫生我們見得多,這樣充滿自嘲自娛的醫生,在保守的醫生圈子中仍屬少數。對於當前的不滿, 投訴無效,宣洩無門,掀開醫生保守的外衣--上街遊行!

  如果問謝鴻興為何會這麼有雅興寫詩?一切得從香港醫務委員會說起。
  原因是專業自主。
  這是政府賦予專業界的尊重,避免行外人監管行內人,所以,不同專業界別由不同的專業委員會監管。
  香港醫務委員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監管醫生。
  只是,對醫務委員會的一切,不要說是小市民,就是身為醫生都認為太過封閉。
  要打開封閉之門,需要很多努力。
  「醫務委員會給我的感覺是全無透明度,所通過的政策與我們業界脫節。醫委會的委員多是來自大學或是政府委任,私人執業的醫生佔了比較少的席位,而且多是一些著名的大醫生。我覺得醫委會脫離了群眾。」
  「醫委會有一半的委員可以憑選舉進入,我想為業界出一點力,所以參與選舉,僥倖地進入了委員會。」
  「我希望醫委會不要像以前封閉,所以在參與了醫委會的工作後,我把所有不關乎個人私隱的事寫出來,主要是批評政策上的條文是否合理,因為政策是否合理直接關係到每一個醫生。」
  「醫務委員會通過的政策基本上一定要保障病人權益,但前提應是--既可保障病人的權益,也不會對業界造成太大騷擾。」

參選「入會」
  是甚麼令謝鴻興會有這樣大的決心要進入醫委會做委員?
  事緣於90年代中,醫委會通過了一項謝鴻興認為很無謂的「規矩」。
  「醫生每一年都必須申請行醫執照,而當時醫委會的新指引是要醫生申請續牌時,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犯罪。這樣的條例我覺得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也沒有諮詢業界。」
  「證明一個人有罪比較容易,證明一個人有病也不難;但是,我們怎樣證明病人沒有病呢?也許他有些不易發現的隱性病徵,我們怎去證明病人完全沒病?」
  「我覺得這條例很無聊,可以保障些甚麼?如何去執行呢?顯然是在草擬之時沒有經過詳細思慮。試問這些條例對病人有甚麼幫助?對病人不但沒幫助,卻加深了醫生的不便。」
  「如果醫委會所通過的條例是可以幫助病人,我們很贊成。舉例說:藥物標籤,我們十分贊同。但通過像這樣的條例究竟有甚麼作用?對市民大眾有甚麼好處?我當時覺得醫委會是黑箱作業,沒有透明度,每項政策都以機密為理由而不讓業界知道。」
  「其實沒有甚麼需要保密,而且我發覺,醫委會中有某些人是不曉得外面私人執業醫生的行醫模式,總以為自己的一套是醫生所必須遵守,這是不為私人執業醫生所認同的。我覺得不能再讓醫委會這樣下去,所以才決定出來參選。」
  現在已經身為醫委會委員的謝鴻興,「入會」之後對醫委會有沒有甚麼影響?
  謝鴻興說:「起碼把不同的聲音帶進醫委會,讓大學教授知道有別的聲音存在,知道外面的人與他們有不相同的意見。」
  「醫委會可分為兩部分,一是討論政策,另一是討論延訊;而一向最為公眾關注和詬病的應是延訊部分,但醫生所關注的卻是政策制定,我們認為透明度不足的是政策部分,相對來說,延訊部分較透明,起碼市民可以在報紙上得知。市民不滿的通常是聆訊之後的結果,但是,整個聆訊的過程卻是公平的。一般來說,醫委會中的委員如果與當事醫生相識的話,通常都會避嫌,其實參與聆訊都有界別以外的人,當然,可以增加更多人參與。」
  「醫生關注的是政策問題,我所寫的東西是以醫生為讀者對象,相信市民對政策不會太有興趣。」

影響誰最大?
  雖然關於政策上的事務不是大眾關心的,但是,相信不少市民都搞不明白怎麼醫生現在會「愈來愈窮」?而且,醫管局現在接收了大部分病人,病人可以以廉價得到醫療服務,這種情況對醫生來說,收入可能減少;但對病人來說不啻是件好事。
  「市場是有限大,愈多人去分,所得的就愈少。醫生無症可看,收入自然減少,這是我們業界的問題;而對病人來說,當情況去到大部分病人都到醫管局看病時,就會出現特權階級。舉例說,有些人認識某公立醫院的某醫生,是不是可以不用排隊輪候呢?坦白說,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若原本醫管局是為綜援人士或貧苦大眾服務的話,病人就是要排隊輪候,所排隊的人都只是綜援和貧苦人士,但現在的情況是,多了其他有能力看私家醫生的病人排隊,那些沒得選擇的綜援人士及貧苦病人可能因而需要更長的輪候時間。許多人以為沒影響,其實影響很大。」
  「由政府高度資助的公共支出必須有固定的目標,假如說政府建設公共屋,將公屋豪宅化,又不需要審核個人資產,那麼所有香港人都會去申請,連那些明明有錢買私人樓宇的人都去申請,結果那些真正需要公屋居住的人便會受到影響。現時醫管局的做法即是將公屋豪宅化,而且不審核資產,這樣對於沒得選擇的人,影響當然大。」
  「政府的資源應好好地利用。例如換肝手術,其他醫院沒有的,政府是不是應放多些資源在這方面呢?何必把錢用在激光治近視之類的手術,近視的病人不做激光手術不會死,對不對?政府應把資源放在外面沒有的治療上,這樣對市民才更有實際幫助。」

政府與私人市場爭利
  政府把一切攬上身,大如醫療、教育,小如交通、房屋,這種大政府的鴻圖偉略是否適合香港現時的政情?
  「以前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一段時間後,會轉到私人市場執業,好騰出更多職位予新畢業的醫科學生,這種健康的新陳代謝有賴蓬勃的私人市場支援,但是,現在私人市場萎縮,在政府醫院任職的醫生不敢轉出來,新陳代謝自然不能繼續。」
  「其實,這種與民爭利的情況不止發生在醫療界,就是其他界別都一樣,好像學界,現在有幾家私人學校可以生存?香港有沒有私人大學?除了幼稚院,全被政府壟斷。就算地產,也被居屋市場威脅。試問強如地產商也敵不過政府與他們爭市場而要求停建居屋,如果公屋豪宅化,那麼,誰會買私人樓宇?我們憑甚麼與政府爭利?私人市場一潭死水,短期也許看不出有問題,但是長期來說一定有問題。」
  大政府主義必須有強大的財政支持,近年政府財絀,一改大灑金錢的態度,所以醫療要縮減開支,大學撥款亦要進一步削減。無財不行的福利政府舉步維艱。
  「醫管局要面對財政緊絀的核心問題。其實解鈴還須繫鈴人,醫管局是楊永強一手帶大的,今天這個規模也是他一手造成的,要怎樣面對,應由他來解決。因為楊永強掌管整個醫管局的政策,要怎樣解決現在這個局,還須他的決定。他的理念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援,97年時也許可以行得通,但現在則沒可能了。」
  「關於醫療融資,醫管局的角色與定位等,我們曾經透過不少渠道甚至面對面向楊永強先生提供過不少意見,在聆聽的時候,他表現得很明白,很合理,但事後,我們看不到任何改變。」
  為甚麼醫管局要定位?這是楊永強曾經反問業界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謝鴻興反問:「為甚麼不需要定位?公屋是誰為人而建?公屋不是為我而建的,對不對?在有限的資源下當然要定位,難道說香港政府建公屋給所有香港人住嗎?」
  「在這種制度下,普通科醫生所受的影響較大,他們除了面對急症室的競爭之外,也要面對中醫的競爭,但是,這是市場要求,大家都必須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服務水平。」

贏有贏的道理
  謝鴻興是香港醫學會的會董,2003年曾經夥拍朱建華醫生競逐會長與副會長,雖然落敗,但無損他與朱建華的感情。而落敗的原因,他歸咎於可能是因為朱建華是醫管局醫生的身分。競逐的失敗亦不改謝鴻興與現任會長勞永樂在公私營平衡下一致的方向。
  「我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卻不是全方位相同。例如說應該減少大學醫學院收生,這個意見我們是相同的。學生畢業後可能連實習機會都沒有,就業成問題,這樣讀醫科還有甚麼前途?」
  「沒有經過長時間實習的醫生是沒把握走入私人市場執業的。在醫院裡,當遇到問題時,有高級醫生或顧問醫生可諮詢,在心理上很重要,但自己執業,便沒人可問。假設遇到一個患肺炎病人,就是診斷正確,治療過程中與以前所面對的不同也會使沒經驗的醫生慌亂,因為醫生要面對的是生命,有些年輕沒經驗的醫生,如果要他看初生嬰兒的話,可能連藥也不敢開。」
  「醫生要累積很多經驗,每個病人或病症都不同,發展也不同,只要病人服藥後的結果與醫生的預期有分別的話,已經使經驗不足的醫生難於處理。關乎人命的問題,相信任何醫生都不敢掉以輕心。」

醫生的責任
  我們見醫生時,都會覺得醫生好像很隨便,很簡單便開藥給我們吃,而實際的心理負擔,卻不是我們可以理解。
  「簡單如傷風感冒,如果病人自知患的是傷風感冒大可以不必見醫生,傷風感冒藥不必醫生處方,在街上隨處可買,那何必要見醫生?這裡帶出一個重要的問題  ── 就是病人的自我診斷是否正確?」
  「醫生有專業知識,可根據病人的病徵判斷病人是不是傷風感冒而不是其他疾病,另外,醫生替病人看病是需要負責任的,包括診斷和藥物的責任。醫生會把病人的病情記錄,作為日後跟進。」
  不要以為醫生的責任只是說說而已,原來「責任」是需要成本的,醫生需要為所承擔的責任購買保險,現時一個婦產科醫生的責任保險幾達十萬,是有形的責任。
  因為SARS的關係,保險公司大幅提高勞工保險,謝鴻興認為保險公司是借機搶錢。
  「我認為保險公司是輸打贏要,私家醫院確曾受到SARS影響,但是因感染SARS而去世的兩名私家醫生不是勞工,他們逝世並沒有得到勞工保險賠償。在香港這麼多診所工作的護士沒有任何人因為SARS過世,而發病的也只有幾個,可見他們感染SARS的機率和其他人一樣,由此可見,保險公司是借機搶錢。」
  「我們沒辦法,看政府怎樣做。坦白說,造成今日這種局面,我會歸咎於楊永強。」
  「我們要求獨立調查楊永強,因為他拒絕公開SARS事件、堅持SARS不會在社區內擴散、對淘大的居民,都是不可掩飾的責任。當時醫學界已經認為他的決定錯誤,曾提出不少意見,作為一個決策者,在眾多的決議中選擇了他認為可行的方案,而最終發現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話,便必須負上責任。」

醫藥分家
  香港的公立醫院和私人醫院現時都是醫藥分家的,謝鴻興贊成醫藥分家,卻反對強制醫藥分家。
  「反對強制醫藥分家是反對醫生沒有給藥的權利。病人現時見醫生是有選擇的,可以用醫生給予的藥物,也可以要求醫生處方讓他到外面買藥,但強制醫藥分家,就連病人想在醫生處買藥的選擇也沒有,這是我們所反對的。」
  「很多不常用藥或是貴價藥物,醫生都會處方讓病人到藥房去購買。其一是醫生不會存放太多藥物,其二是不想病人誤會以為醫生收貴藥費,從中取利。要是強制醫藥分家,醫生連替病人打針,也要病人先到外面藥房買支針回來才可以注射,這種醫藥分家實在沒意義。」
  「有人以為醫藥分家之後,病人自行配藥可以更便宜,這是錯誤的理解,事實是多了藥房在中間圖利。最重要是讓病人選擇,不強制是讓病人可以選擇,若病人要求到外面買藥,我一樣會處方讓他們到外面買。」

7‧1遊行有理
  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謝鴻興也是50萬份之一。
  「這是我第一次遊行,而且不是因為爭取個人的利益。我要爭取的是大眾利益,第一是反對23條立法,第二是要求獨立調查SARS。」
  「之前,我們對23條有意見,向醫生發問卷,把所得意見遞交保安局(當時的局長是葉劉淑儀),我曾約見梁愛詩表達我們的意見,當時范徐麗泰也在場,我和史泰祖到過梁愛詩的辦事處,面對面說出23條草案的問題,但是,他們不聽,所以我們才選擇上街。」
  「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要上街遊行,只是用盡所有辦法都得不到回應,沒有回應,我們才上街。遊行的原因是要表達我們的不滿。」
  「上街之後,客觀環境沒有改變,但是,心情較好。政府還是舊政府。」
  有沒有寄望?
  「對現在這個政府沒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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